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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日由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随州市博物馆和随州久洲艺术博物馆主办的“曾国宝藏”展在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从青铜器切入,分为“九鼎八簋”“礼乐家邦”和“车马行天下”三部分,共展出来自随州的89件(套)青铜器精品,展现了曾国七百年历史的赫赫威仪和先秦时期精湛的青铜器铸造技术。
惊世发现,揭开曾国七百年之谜
1966年,在湖北省京山县苏家垅出土了带有“曾侯”字样的的九鼎七簋,“曾国”这个在历史上未被记载的神秘古国初现人间。1978年,曾侯乙墓的惊世发现拉开了揭秘曾国的序幕,随后在随枣走廊、南阳盆地、安陆县和京山县一带陆续有曾国墓葬和青铜器的发现。
对比文献中春秋时期姬姓随国的记载,学者们将曾国与随国联系起来,认为曾国是两周时期南方的一个重要姬姓封国,存在约七百余年,时间跨越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晚期。由于地处南北交通要道,曾国为兵家必争之地,发展过程中不仅深受周文化和楚文化的辐射和影响,同时也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青铜器文化。目前出土青铜器铭文揭示了共20位曾侯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西周至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历史和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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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谏铜圆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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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白生青铜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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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犺带盖簋
西周早期,曾国是周王朝的嫡系势力,是中原王朝经略南方、南北铜料向北流通的重镇,这一时期曾国青铜器深受周文化影响,表现出规范与稳定的发展特点:器类较固定地围绕于鼎、簋的搭配;器形上,鼎多浅腹,器底流行圜形,簋作敛口双耳带盖;纹饰则多为窃曲纹、重环纹、环带纹和垂鳞纹等。这一时期以叶家山墓葬群为典型代表,出土青铜器显示该时期共有三位曾国国君——曾侯谏、曾侯白生和曾侯犺,此次展出了三位曾侯及其夫人墓葬所出青铜器,囊括鼎、簋、盉、爵、鬲等,其中不乏曾侯谏圆鼎、曾侯带盖簋、曾侯犺铜壘等精品。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由于曾国的扩张遏制了楚国越过汉水联通江淮地区的意图,楚国三次攻伐曾国,随后两国达成盟友关系,曾、楚二国在文化上既有冲突又有交流。此次展出的曾侯絴白戈,直援、三角锋,为春秋早期兵器,见证了西周灭亡后群雄崛起、诸侯相争的历史;另有一件曾侯宝鼎复制件,其原件为追缴的盗掘文物,应为随州义地岗墓地出土文物,腹内壁铸有22字铭文,其中提及“隹(唯)王”,可见此时曾国仍在周朝治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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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绿松石青铜缶
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春秋晚期曾国墓曾出土“左右楚王”铭文编钟,表明此时曾国已臣服于楚国,楚系青铜器的典型器类如楚式升鼎、带盖深腹鼎以及流行的蟠虺纹和楚式铭文的特征性辞例在曾国青铜器上均有体现。曾国青铜器带有强烈楚文化的烙印,如曾侯乙墓出土的尊盘采用了工艺繁复的失蜡法,镶绿松石青铜鉴缶采用了青铜镶嵌的装饰技法,而鹿角立鹤则极具楚文化的浪漫与灵动。
青铜精品,奏响先秦礼乐文明
曾国青铜器数量众多、多有铭文,特别是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和尊盘,代表了我国先秦时期高超的青铜铸造水平,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作。此次“曾国宝藏”展览以青铜器类型为线索,介绍历代曾侯墓出土青铜器,集中体现了曾国青铜器在器形、纹饰、铭文上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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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铜错金簠
第一部分“九鼎八簋”,主要介绍商周时期以鼎和簋为主的青铜礼器在礼制中的重要作用。因鼎专用以烹饪或盛放肉食,而簋专用以盛放黍粟粮食,鼎簋合称以表示食物。鼎与簋在祭祀、宴飨、墓葬等礼制场合中多成组出现。根据《周礼》记载,周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随着西周灭亡,礼崩乐坏,导致许多诸侯采取了高规格的礼器组合,如战国曾侯乙墓和盛君縈夫人墓中出土了九鼎八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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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與编钟
第二部分“礼乐家邦”,介绍了酒器、食器、水器和乐器在祭祀、宴享等仪式中的用途。周人代商后,以“礼”强调规范,以“乐”倡导和谐,确立了以鼎为核心的列鼎列簋制度,并辅以编钟为核心的乐器。酒器和食器为青铜器大类,种类繁多、功用各异,反映了古代多样的饮食文化以及“民以食为天”的农耕社会特征;水器则为“沃盥之礼”的专用器具,体现了先秦贵族礼仪场合的庄重,多为匜和盘等青铜器;以曾侯乙编钟扬名天下的曾国乐器体现了曾国重视礼乐的文化特点,在礼乐制度中,编钟的数量与悬挂方法在贵族中具有分阶层定名位的作用。
第三部分“车马行天下”,兵器是青铜器群中的重要门类,是军事力量的象征,而车马的数量和种类是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标准,周代各国正是以车马器、兵器直接地展示本国的军事实力和王国威仪。
南越王墓出土了不少楚文化文物,如凤鸟纹牌饰、错金铭文铜虎节等,可见南越文化与楚文化交流融通。此前西汉南越王博物馆曾策划“吉金华彩——湖北九连墩青铜器漆器展”“荆山有玉——荆州熊家冢墓地出土玉器”等楚文化相关主题展,为楚文化在观众中的普及打下坚实基础。此次展览为曾国青铜器首次到访广州,展出的曾国青铜器精品不仅为楚文化以及曾楚关系等相关论题提供了广阔视野和丰富材料,还再现了两周之际诸侯国的群雄争鹿,让观众得以见证汉水之滨丰富多元的先秦青铜文化。
本次展览展期至2020年3月1日。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